2007年10月22日 星期一

讀書筆記: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

在閱讀這篇〈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文章時,很難不去注意到作者既重史觀又詳備史料的特色,也很難不被他生動的文筆所吸引。

作者指出本文立論的中心是「錢帛兼行是我國貨幣史上的一個階段—它是前一時期交換發展的結果,又是這一時期交換矛盾的集中表現,絕不是偶然的現象」。這一論斷,固然帶有歷史必然性以及以辯證法為歷史演進之主要動力的色彩,但是細按作者論證的思路與實例,全文焦點集中在時代的條件以及當時社會環境與市場總體經濟、交換關係與生產關係的複雜性上,不僅使得這篇文章顯得血肉豐盈,也使得這篇文章在沈澱過濾了意識形態之後,依然具有參考價值。在以下的筆記中,我將略費筆墨,稍微描述本文論述與論據的輪廓,再提出我的疑問。

在第一部份中,作者略述了唐代以前錢帛兼行的現象不絕於史的現象,以文獻、實物交互運用的方式指出銅幣雖然曾經獲得較大的流通,但是從來都不是唯一的交易媒介,而是以絹帛、穀物、銅幣並行的方式在市場中流轉。且絹帛的貨幣作用在唐代以前已經逐漸發展出更重要的地位。在曹魏時,更一度與穀物成為官方欽定的貨幣商品之地位。第二部分著重在唐代銅錢流通與社會經濟背景的關係,尤其精彩的是試圖解答了兩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其一是試圖處理為何「銅錢侷限於城市而無法深入鄉村」的問題。其二是將銅錢的流通置於市場交易的機制當中檢驗,提出了小手工業者對於銅錢作為交易媒介的需求,以及銅錢作為可分割的細小單位元在市場交易中所起的重要意義。第三部分則從城市、農村的交易行為,中央政府的賞賜奉祿、中亞與邊疆貿易的關係立體的凸顯了絹帛作為貨幣商品的作用,也是本文最為著力、論述最精彩的部分。

上面簡單地概括了本文的主要內容,而我認為本文有幾個重要問題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本文在細部的問題上,體現了更多技術性的層面,例如舉了敦煌契約文書與新舊唐書為例,敘述了銅幣有時候作為一種「概念上的折算單位」存在,而並非是實質交易的手段,這一點的論述暗示我們,貨幣其實不僅是一種實質的交易媒介,實際上也逐渐具有一種抽象概念,但是這種抽象概念在本文作者中不是作為一種描寫的主線—甚至是否作者能夠意識到貨幣作為抽象概念的重要性都是可疑的。但是這種抽象概念進一步探討是很有趣的,這種不以貨幣交易而以折算方式交易的行為,表示「銅幣」已經成為一種折算的概念,這種「貨幣概念的確立」難道在意義上不比實物交易的實體地位來得重大嗎?

更進一步地問,貨幣在中國能不能發展出像西方一樣的「貨幣哲學」?貨幣在中國的發展只能置之於市場交易與勞動產品的意義上來看嗎?貨幣會不會具有其主體的定義與發展?

第二個有趣的問題是,在中唐以後,絹帛的地位逐漸為日漸細密的社會分工與其他產品種類的增加而逐漸被排擠到邊緣的地位,那麼我們還可以問,作為中唐以後興起的大批茶的交易,大量茶商的出現為什麼沒有形成與原先絹商的類似地位,也將茶作為與錢並行的雙軌貨幣?是茶不易保存的物質特性與產地的侷限使它不具備壟斷的性質?或是在社會分工日益細密的同時,「茶」也並不具備唯一的絕對大宗商品的地位?

第三個問題是作者將「中唐以後」絹帛日益遭受銅錢的排擠的現象歸因於社會分工日益擴大,商品種類增多,茶葉興起等因素,這其實也是一個值得更加深入思考的問題。Simmel在《貨幣哲學》一書中指出了貨幣與人身自由的關係,雖然Simmel用的例證是立足於西歐經驗,並不適於全面移植於解釋中國社會,但是如果我們以博採眾家的觀點暫時借用一下Simmel的論述,也就是貨幣的使用與人身依附關係的日漸鬆散及自由精神的發展有關,那麼絹帛被取代的意義就更加明顯了,換言之,貨幣的使用本身具有一種極強的斷絕人身依附關係的自由性。李埏先生也指出「一切城市小生產者落入依附關係之中(官府的和私人的),所以銅錢縮小了,甚至停止了它的流通。到了唐代……依附關係有所鬆弛,……銅錢的流通隨而增強,然而主要是在城市裡,直到中葉以後,才逐漸發生一些變化。」而這種斷絕人身依附關係的自由性恰恰是絹帛所做不到的,絹帛之所以能夠在唐代被行用,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社會各個階層都清楚明白地瞭解捐伯具有多少的勞動在內,因此絹帛「適宜體現社會勞動」,絹帛作為「貨幣商品」與銅幣最大的區別也在此,從人身依附關係上來講,貨幣象徵的自由度與人身依附關係的淡化,在歷史的轉變中,其作用也逐漸地清楚了起來。